當下人們的關註焦點,正在從鄉村向都市轉移。這個結構性的變化不僅是文學創作空間的挪移,更是當下中國的現代性——鄉村文明的潰敗和都市的崛起——帶來的必然結果。
  文學的視線也與社會的變遷同步。如果說,百年來的中國文學主要成就表現在鄉土文學方面,即便到了21世紀,鄉土文學在文學整體結構中仍處於主流地位。那麼事實上,當下一個巨大的文學潛流已經浮現——那就是鄉土文學向都市文學轉化的潛流。這是對籠罩文壇百年的鄉村文學一次有聲有色的反擊和突圍,也是對當下中國社會生活發生巨變的反映和迴響。王兆軍的《把兄弟》就是這樣的作品。
  30年前的中國社會發生巨變。1984年,王兆軍發表中篇小說《拂曉前的葬禮》並獲得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。《拂曉前的葬禮》寫知青王曉雲離開下鄉插隊的大葦塘村8年、大學畢業後重訪它時的生活感情經歷。它的重要之處在於記錄了彼時鄉村中國的社會變遷歷程。那個象徵性的“葬禮”,預示著鄉土中國和知青一代走向新生活時對過往的決絕。因此,《拂曉前的葬禮》是一部反映彼時代的現實主義力作,也是一部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作品。30年之後,中國社會同樣發生巨變。鄉村日漸萎縮,都市日漸繁盛。這時,王兆軍又返回他的大葦塘村,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接續了他的主人公的生活——已是局長的呂峰與他的把兄弟田家祥被時代潮流所裹挾、被拜金的風潮所影響,謀划著在鄉村搞些副業和工商業。呂峰是工商局長,“在村裡搞點副業,掙點錢的路子是可靠的”。當然,這《把兄弟》並不是一部“鄉村致富指南”,它主要處理的是大葦塘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人際糾葛、社會生態。由於歷史的原因,大葦塘村難免矛盾叢生、盤根錯節。人們的思想方式、生活方式、價值觀念,與30年前分別迥異。
  《把兄弟》用大量篇幅描摹了鄉村裡的人們背井離鄉、走向都市時的普遍心態。如,二妮離開大葦塘村前,用上墳的方式告別她的村莊。這一章回的標題是“張二妮上墳瞭解從前,田永昌送禮投其所好”。對張二妮來說,這次祭奠是一場嚴肅的告別——不僅是對居住地的告別,還有倫理層面、精神層面上的訣別。她確認自己和孩子進城定居,不會再回到這裡。她也不再回來種地了,從此告別了與其血脈相連的莊稼和菜園。這時候,她像所有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心態一樣,他們將有新的生活、新的立足點、新的視角和新的希望。這使所有的他們下定決心離開,徹底訣別鄉村。多年前深埋於心中的渴望,如今實現。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這種對鄉村的脫離。甚至對他們來說,脫離就是解放。當然,與其說這是張二妮的心理活動,毋寧說是大時代中千百萬打工一族的生存處境的呈現。
  作品仍保有許多鄉村中國的敘事痕跡。如具體祭奠活動中,木驢子敲打紙錢印記、二妮敲打木驢子的動作等,這些細節是難以編造的。張二妮在男人墳前的祭奠,四色祭品一壺酒,還有她與死者的對話等,這都是鄉村與死者的告別儀式,也是張二妮為人品行的佐證。這裡有傳統小說的印記。但更重要的是,它具有告別鄉土、走向都市的象徵性。雖然這些大眾化的小說元素“土得掉渣”,但與讀者拉近了距離。而象徵性的情節,則更像是鄉村與都市的界碑,昭示了鄉土文學與都市文學的分野。
  此外,小說的結尾如一個典型的大團圓結局。張二妮與田家祥冰釋前嫌,田家祥當選為村委會主任,申鳳坤在老屋原地建起了三層別墅。大葦塘村經過市場經濟終於舊貌換新顏。作品著意摹畫出鄉村中國在歷史變遷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
  《把兄弟》不是一部頌歌式的小說,而是一部社會問題的深沉呈現之作。對改革開放的歌頌恰恰是作品內在結構決定的、而不是有意為之的。值得註意的是,小說用了傳統的章回體,這一形式在當代創作中已經極為鮮見。章回體具有演繹性質,它的特點是故事性強,好看好讀,普通讀者喜聞樂見。《把兄弟》舊瓶裝新酒,意在通過傳統文學講述方式表達新生活新內容。雖然作家並不刻意形式作為,但其不經意的努力也從一個方面表達了王兆軍對文學傳承的理解。  (原標題:《把兄弟》:記錄鄉村中國劇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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